徐大军│《金瓶梅词话》中《西厢记》之文学影响综论(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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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02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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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金瓶梅词话》所示《西厢记》的价值判定及其原因
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,《金》虽引用、化用了《西厢记》的曲文、情节和人物行为,但对崔张爱情的品格判定却并不认同于《北西厢》和《南西厢》。
明显地,《金》对西门庆、潘金莲等男女滥情描述不时地要以张生和莺莺来比类,《西厢》曲文也大多用于西门庆及其情人身上,把西门庆比类为张生,把西门庆的艳遇对象比类为莺莺,而在第八十二、八十三回中,更是把潘、陈二人的乱伦偷情架设在崔张爱情的发展进程中,进行了情节、语言、环境和人物等多方面的模拟。
《西厢记》的艺术感染力,它能成为千古绝调、南北之冠或北曲压卷之作的原因,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其所表现的崔张爱情,二人大胆追求纯真爱情的行为,肯定是与西门庆等人的滥情、淫乱格调高下迥然不同。
但《金》在借用、化用其曲文、情节时,或以其人物比类小说中人物时,则只关注于崔张是违悖正统礼义的偷情、私会,而不谈其爱情的真挚与格调。
或者说,《金》只是注目其欲的一面,而不顾其情的内涵,并且《金》在以崔张比照西门庆、潘金莲、陈经济的过程中把这欲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。
《金》中频繁的这种比类确实突兀,颇显荒唐,那么《金》为何要如此比类、映衬呢?
当然,《金》的编写者是熟悉《西厢记》的,所以会自然而然地模仿、借用和化用《西厢》曲文和情节,但他以这样的视角来解读崔张爱情是否为其创造,还是另有渊源?
其中原由应与当时民众,尤其是市井阶层对《西厢记》的庸俗化解读和处理密切有关。
自元稹《莺莺传》所述写的崔张爱情出现以后,文人诗词咏叹中普遍视之为风流雅事,是美话。
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一出,即引起巨大反响,有识之士对它推重有加,不但是因为它缘饰藻艳的艺术神韵外,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所表达出的凿开情窍,刮出情肠(何璧《西厢记序》)的理想化爱情,尤其是它对崔张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的肯定态度,即颂情。
元人散曲中咏及此事,关注的就是二人间的情,如关汉卿的〔新水令〕提及四扇帏屏:一扇儿画着双通叔,和苏氏到豫章城;一扇儿是司马文君;一扇儿是王魁桂英。画的来厮顾盼厮温存,比各青春。这一扇儿比他每情更深,是君瑞莺莺。
在元人杂剧中,崔张爱情被视为情的典范,与双卿苏卿、相如文君同被作为几个引用率很高的典故,活跃在男女青年的口中,用以比类自己的情感,表达自己的心志,激励自己对理想爱情的追寻、坚守。
张生(君瑞)、莺莺已经成为有着丰富意义能量的语词,活跃在曲词中,表情达意,而使用者关注的是他们的情的一面,高扬的是他们为自主、自由的婚姻爱情奋斗而不顾传统规范的大胆热烈,其比类为崔张者未见有如《金》之低俗化者,剧中人物在表情达意时以崔张比类,关注的还是情的一面。
但元末迄明,由于理学的重兴,在许多为救世道人心之人的眼中,《西厢记》对男女爱情的大胆描写、张生和莺莺在追求婚姻自由过程中的叛逆精神和行为,则属于淫荡忤逆。
成书于嘉靖年间的《雍熙乐府》卷一九有题为《西厢十咏》的〔满庭芳〕曲两组,其中一组即有对《西厢记》中莺莺、张生的人品和行为的指责之词:
张生不才,学成锦绣,丧与裙钗,嘲风咏月西厢待,眼去眉来。写封书文学似海,害场病形体如柴,险把声名坏。全不想贤贤易色,弄甚么秀才乖。
莺莺鬼精,麝兰半匀,花月娉婷,结丝萝不用媒和证,眼角传情。听瑶琴宵奔夜行,烧夜香胆战心惊。家不幸,枉着你齐齐整整,弄出个丑名声。[12]
因此,《西厢记》就被斥为导淫纵欲的淫书、邪戏,能启无穷之奸。
其实,理学家们指斥《西厢记》为导淫纵欲之书,并非因为其中有什么淫秽描写,而是因为它以颂扬的立场叙述了崔张爱情行为对于礼义规范的反抗。
于是,他们把崔张爱情视为淫荡,而不论其情的真挚,说张生是见色而迷,说莺莺是听琴而荡,如活跃于万历年间的陶奭龄(1565-1639)即把《西厢记》、《玉簪记》判为淫媟之戏,宜禁绝,以为正人心、厚风俗之一助[13]。
另一方面,为了纠正《西厢》之诲淫,还有许多翻改《西厢记》的作品,于崔张所谓淫亵之处,进行了净化处理,以图抵消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的传播和影响所致的社会道德冲击力,维护社会教化和世风淳正。
这些翻改本的出现是出于对《王西厢》的贬斥,还有一些改编者则是出于对《西厢记》的敬重而对《王西厢》予以改编,但由于当时的环境使然,也对人物及其行为上出现了一些低俗化的发挥,增加了许多低俗的插科打诨,如明万历刻本《南西厢记》的第21出逾垣在莺莺翻脸离开后增有这么一段戏:张生气得要寻死,向红娘借裙带一用,红娘拒绝,生抱红作解衣铺地介,气得红娘骂他禽兽[14]。
陆采改编本《南西厢记》第22出也有这么一段戏。另外,暖红室本李日华《南西厢记》第29出良宵云雨写张生终得与莺莺欢会后,红娘向张生道喜,有这么一段对话:
(贴)张先生,且喜!且喜!你如今病医好了么?
(生)谢红娘姐。我病已去九分了,还有一分未去。
(贴)这一分如何不去?
(生)这一分还在你身上,红娘姐不弃,一发救了小生这一分,何如?
(贴)呸! [15]
在道学家对《西厢记》的淫书评判以及改编者对崔张爱情行为的一些低俗发挥的情况下,市井阶层更是踵事增华,肆意发挥。这突出表现在艺人们的演出中。
在艺人演出中,为了招徕观众,往往不顾人物、主旨的统一完整,不顾人物性格和故事格调,随意夸大《西厢记》中的色情成分,或妄肆增加一些庸俗的描写和无聊的科诨,让人物做出诸多低俗丑态,以博伧夫顽童一笑。
槃薖硕人《<刻西厢定本>凡例》中即指出此点:
梨园家优人不通文义,其登台演习,妄于曲中插入诨语,且诸丑态杂出。如念小生只身独自处,捏为红教生跪见形状。并不想曲中是如何唱来意义,而且恶浊难观。至于佳期之会,作生跪迎态,何等陋恶?[16]
冯梦龙也指出:
传奇中插科打诨,俗眼所乐观,名手所不屑。今之演《西厢》者,添出无数科诨,殊觉伤雅,而实则原本未尝有也。[17]
凌濛初在其刻本《西厢记》第四本第二折〔紫花儿序〕这小贱人做了牵头一语有评注:
弋阳梨园作生先与红乱,丑态不一而足,无怪越人有饶头之癖矣。[18]
这种情况至清未歇,清道光年间的李岛在《东厢记序》中提到:
近时院本写男女私媒之事,十居八九,而《西厢》一书,尤梨园惯熟之剧,其事淫谑亵秽,备极丑态,虽有一二先正起而排之驳之,改作而翻新之,然口众我寡,反唇相讥,牢不可破。[19]
虽然他是站在排斥、反对《西厢记》的立场而谈的,但说梨园演剧对《西厢》的诨语插入,人物丑化,当不会是无稽之谈。
比如槃薖硕人增改的演出本《西厢记》中就增加了一些情节和曲白,其中有不少庸俗低劣之处,情节者如第26出闲游遣闷中让张生应考之后、等待发榜之前由友人李谟陪同作狭邪游,并把诸妓与莺莺比较,既把张生丑化成一个浪子,也把莺莺的品格低化为娼妓;
而在传语会情、斋坛闹会、开筵请赴、妆台窥简、偷情阻兴、琴心挑引、接书志喜、月下佳期诸出中新增的一些对白属于无聊的诨语,如在第21出月下佳期一出莺莺与张生幽会之后,红娘即将送莺莺回房之前,三个人有如此的对话:
(红)只是如今红娘置身无地,尚望小姐共靠所天(天应是夫字之误)。
(生)红娘所言有理有情,小姐以为何如?
(莺)这事都易得处也,且自暂回去。[20]
红娘在崔张幽会后即主动要求莺莺允许张生收她作妾,这是对红娘侠义形象的破坏。
《王西厢》情趣很高,格调很雅,而这些改编本不但破坏了原本所具有的高雅情趣和艺术美感,也对人物形象产生了破坏,不仅丑化了张生,也降低了莺莺和红娘的品格,尤其是红娘,增改者在她身上增加了一些无聊的色情描写。
这种市井阶层对崔张爱情的低俗发挥,反映了其对崔张的品格判定和解读视角。
当然,这种判定和视角并非槃薖硕人或演出艺人所新创、独有,而是自《西厢记》出世后一些卫道者对它歪曲、诋毁,以及一些改编者不断庸俗化的结果。
正是这些合力的作用下,构成了当时对《西厢记》的淫书评定,以及对崔张爱情的淫荡判定。
程巨源于万历八年(1580)所写的《<崔氏春秋>序》中提到:近有嫌其导淫纵欲,而别为《反西厢记》者,虽逃掩鼻,不免呕喉。[21]
在此,他告诉我们当时有关《西厢记》文化价值评判的一个事实,即嫌其导淫纵欲是一种在当时社会占主流的看法,这在弘治本《西厢记》[22]中就有表现,其卷首有〔满庭芳〕曲一支,指斥作者不明理性,专弄风骚,既没有朱文公肚肠,又没有程夫子行藏。忒狂荡,用心一场,上不的庙和堂(《雍》卷19亦载录此曲)。
显然,站在理学文化的价值标准一边,《西厢记》只能被目为一部导淫纵欲之作,崔、张二人冲击传统规范的爱情也只能是淫荡行为。
那些理学家们把情贬为欲,而市井视角对《西厢记》的接受与解读也与此评判相适应。
程巨源于万历八年所说的近有嫌其导淫纵欲的现象,正是《金》产生的时期,这说明在此之前,《西厢记》普遍被认为是淫曲。
市井阶层在这种评判环境中把崔张爱情解读成纵欲,并很低俗地看待崔张的爱情反抗性和批判性。
明清时一些流播于市井的通俗小说叙述中就以《西厢记》为淫书,并视其为诱情宣淫的工具,如下数例:
《吴生寻芳雅集》(刊刻于明万历年间的话本小说集《国色天香》、《绣谷春容》中皆收录此篇)中言吴廷璋入娇凤闺房,见几上有《烈女传》一帙。生因指曰:此书不若《西厢》可人。凤曰:《西厢》,邪曲耳。[23]
明末清初人烟水散人编次的《灯月缘》(又名《春灯闹》)第四回《乐极悲生二凶酿一宵奇祸》中叙述道:
真生从容问道:闻得大娘素性好书,亦尝读《西厢传》而识崔、张之事乎?兰娘道:淫词艳曲,妾所厌观,而况崔莺失身苟合,尤非女子所宜诵读。
烟水散人编次的《桃花影》记明成化间魏玉卿淫乱的一生,第一回《小书生凿壁窥云雨》道:
玉卿心心念念,只要娶个美丽妻房。虽有做媒的日逐到门,只是不肯轻允。每当独坐无聊,便把那《会真记》、《杨玉奴外史》、《武则天如意君传》,细细咀嚼。[24]
可见,在市井阶层,普遍地把《西厢记》看成是男女幽期密约的故事,甚至视为淫书。而这种判定和视角也反映在《金》中对崔张爱情的品评上。
我们知道,《金》是在《西厢记》广泛流行并为民众热爱、熟知和利用的社会风尚中吸纳并取法于它的。
所以它才会很不协调地反复地化用《西厢记》崔张的行为和情节,来对西门庆等人的滥情比照、映衬、点染,才会把西门庆等男女欲的表达架设对崔张二人情的联想中,如写西门庆初遇潘金莲,化用了张生惊艳莺莺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一句;
写西门庆与李瓶儿偷期,说是隔墙酬和,好似君瑞遇莺莺;形容王六儿是偷期崔氏女;写潘金莲与陈经济月下偷约,借待月西厢下一诗加以点染。
通过上文所析,这一做法与当时主流价值观对《西厢记》淫书判定,以及市井阶层对崔张爱情的普遍解读的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正是由于对《西厢记》如此的品格判定、不断低俗化的编演,奠定了市井阶层对《西厢记》的接受和解读视角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《金》才会把西门庆、潘金莲等人的密约偷期行为与张生、莺莺的大胆反叛行为联系起来,进行了比照模拟和低俗发挥。
当然,在我们看来,小说中的这些比类描述有些不妥,不但人物精神、性格迥异,而且其情感的境界格调也有天壤之别,但若考虑到当时市井阶层和文士阶层的一部分人对《西厢记》杂剧的接受视角,就会理解这种比类描述的。
绾结言之,《金》在叙述话语、情节设置诸多方面都受到了《西厢记》的显著影响(并不一定为直接),由此丰富了小说的语言表达,拓展了小说的意义含量。但在对崔张爱情的品格判定上则受到了当时市井文化的影响。
由此,小说把西门庆等人的行为架设在对崔张爱情的联想上,把潘陈的私情和幽会架设在崔张爱情的比类上,反复用崔张故事来比类潘陈的情感和行为,并不断地用崔张的行为、语言来提醒读者对小说中这一模拟的注意。
从我们对崔张爱情的价值品评和品格认定上,很难接受这种比类、映衬。但是,如果我们看到《金》当时对《西厢记》的接受、解读视角,就会理解这一在为人情趣、情感格调上都有天壤之别的比类、映照了。
四、《金瓶梅词话》所示《西厢记》文学影响的小说史意义
《金》中所表现出的对《西厢记》模仿、使用的思路与手法,对明清小说与戏曲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创始、启发意义。
对于《西厢记》来说,《金》中所表现出的文学影响痕迹,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它在明代的传演情况,更让我们看到了在文学继承上它对于小说的影响。
《西厢记》自出现后,一直表现出旺盛的传播热度,明代刊刻、改编、演出、评点者甚夥,我们也能在许多小说、戏曲中看到它的影子。
戏曲方面,元代白朴《东墙记》、郑光祖《<亻刍>梅香》以及明末清初众多的才子佳人戏在关目设置上对它多有承袭,而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在艺术精神上对《西厢记》则有着更为深切的领会和继承,齐裕焜《<西厢记>与<牡丹亭>比较》[25]、蒋星煜《<西厢记>对<临川四梦>的影响》[26],皆对此予以论析。
明清小说方面,《西厢记》也经常出现于其情节叙述中,如上文所述《吴生寻芳雅集》,由此可以看出它在民众中的传播情况,而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我们更能看到其在人物设置、情节模式、主题思想方面所受《西厢记》深刻影响的痕迹,甚至已渐成套路。
但在明清小说中,受《西厢记》影响之深广者当首推《红楼梦》,对此前辈时贤多有发见,他们从人物、思想、语言、情节等角度,就《西厢记》对《红楼梦》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评析[27]。
在此之前,虽然《水浒传》也表现出对《西厢记》的模仿痕迹,如第四十五回写众僧做道场时看见潘巧云时的狂态描述,就袭自《西厢记》杂剧第一本第四折众僧做道场看到莺莺时的发科。
但是,大规模、多方面地使用、模仿《西厢记》者,仍以《金》为显著,而且有些手法和思路还属先导首倡。
我们看到,《金》中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料,就中挖掘戏曲资料是二十世纪发现此书价值的关注点之一,但在《金》所引用戏曲中最明显、最频繁者当属《西厢记》,不但其人物反复使用《西厢》话语表情达意,小说叙述者也频繁引入其曲文以寓意点题,还在人物描述中借《西厢》人物以比类映照,并在情节设置上予以借鉴模仿。
这些都反映出《金》在成书过程中存在着对《西厢记》的有意学习和模仿,而且是多方面的。
这在《西厢记》对古代小说的文学影响史上具有开创意义,因为之前从未有哪一部小说表现出对《西厢记》如此的模仿热情和使用思路,后来《红楼梦》等小说使用《西厢记》的一些思路、手法应是受到了《金》的启发与影响,比如《金》所表现出的对《西厢》曲文的寓意性引入、对《西厢》人物的比类性映照手法就对后来小说创作有着明显的启发意义。
在《金》之前,小说叙述中虽多有戏曲的引入,但基本是一种场面的点缀,无特殊寓意,也不具有情节结构意义,如与《金》有情节关联性的《水浒传》第五十一回提到了笑乐院本的演出,即是如此。
对曲文剧名进行情节意义的使用,《金》是首创者,也是积极的实践者,它不但在小说人物间以此表情传意,也在结构上和情节上使用曲文剧名向读者暗示,让读者在对戏曲的理解中体味编写者的良苦用心。
也就是说,编写者对于戏曲材料的引入借用并非简单的点缀,而是有寓意的,即借曲文剧名的含义或引申义来表达自己的意图,此时它们已融入了小说的情节中,有着丰富的故事背景和表意能量,有着一定的情节意义或结构意义。
对于小说的编写者来说,这种引入的曲文和剧名已成为一种有效的表意工具。
《金》开辟的这一曲文寓意性引入的用法,在《红楼梦》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。受到《金》影响的《红楼梦》也喜欢借剧名、曲文作为小说人物间表情达意的手段,如第二十三、二十六两回宝、黛间以《西厢》曲文表达自己的情思意绪;
也喜欢借剧名曲文暗示、点染小说情节的发展,向读者揭示题旨,如第二十九回贾母等人在清虚观打醮,神前拈了戏,有《白蛇记》、《满床笏》、《南柯记》三本,小说以此暗示贾府由兴起至极盛而终于衰落的过程。
尤其是第二十三回在宝黛生活中引入了《西厢记》一书,更显出了《金》化用《西厢》人物、情节以进行比类性映照的思路。我们看到,《西厢记》在《红楼梦》情节中初次呈现的面目是宝玉读到的其落红成阵这一曲文,而宝、黛二人此时也正面对着桃树上的落花(宝玉正看到落红成阵,只见一阵风过,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,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)。
在小说的情节叙述中,宝、黛二人和崔、张二人都同时面对着落红成阵的景象,这一安排当不会是曹雪芹的无意为之。
在《西厢记》中,落红成阵出现的时候(第二本第一折),莺莺正由于屡遇张生、无缘达意而处于神魂荡漾,情思不快的情绪之中,她开始怨母亲、烦红娘,她的这一情思又恰因落红成阵而被惹起,残春景象也很好地浓化了莺莺的这一情思,正所谓恹恹瘦损,早是伤神,那值残春。
而在这之前的第一本四折戏中,全是张生因为一见莺莺而相思难耐在不停地折腾着,这第二本才让莺莺正面尽情诉说内心的情思。
此时,《西厢记》中崔、张二人都在为传情达意而焦虑着,同时也预示着二人情感发展将有一个新的阶段。
而当《西厢记》以落红成阵之句登场《红楼梦》时,三月中旬的黛玉正在以葬花的姿态出场。
葬花是黛玉对待落花的经典行为,其中包含着她的苦闷、伤感情绪。这种情绪有其身世、处境的缘由,而最主要的则是她对与宝玉爱情琢磨不定的迷惘、前景难料的苦闷。
尤其令黛玉经常气闷的是,宝钗、湘云的到来扯动了宝玉的许多目光和心意,她自己也感觉到宝玉因此而冲淡了对她的情意,这让她意识到宝玉对于自己的感情还是阴晴莫辨、难以预料。而这些气闷又无人倾诉、无处遣发。
莺莺的情思不快,黛玉的气闷,有着相近的情境和心境。
曹雪芹让《西厢记》在黛玉世界中出现,就把莺莺和黛玉二人的情思和心境勾连起来,同时,也把《西厢记》中崔、张二人的情感历程纳入到了宝、黛情感发展的历程中,借崔张爱情映照宝黛爱情,把宝黛爱情的发展架设在崔张爱情的发展历程中。
这一借崔张爱情以映照宝黛爱情的思路,与《金》中第八十二、八十三回以崔张爱情行为映照潘陈偷情行为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。
当然,《红楼梦》的这一映照在人物刻画、艺术精神和主题表达上都要比《金》为精到高超。它是把宝、黛爱情与崔、张爱情融为一体,让宝、黛在崔、张爱情中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参照。
从黛玉的情感依附、宝玉的情感表白,可见二人对崔张爱情有了情感上的共鸣,他们看到的是《西厢记》,想到的是自己的心事、处境,流露出的是他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苦闷。
因此,宝玉不断地使用《西厢》曲文试探黛玉的心迹,而黛玉也不断借用《西厢》曲文来表达自己的自叹自怜,倾诉自己的春困幽情。
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《西厢记》中崔、张二人的爱情契合了宝、黛心中对爱情的向往,又因为二人共同阅读过此书,他们就有了以之表诉情感的冲动和基础。
可以说,《西厢记》在《红楼梦》情节中的登场点染了宝、黛爱情的发展,相应地也催动了故事情节的前进。小说在宝、黛二人的爱情历程中显露出崔、张爱情的波折,同时也从崔、张二人的情感挫折中映照出宝、黛爱情进展的艰难。
在这一情节设置中,《西厢记》崔、张二人的情感发展为宝、黛的情感发展提供了一个经典爱情故事的映照,使宝、黛爱情的表现更富张力,更为饱满。《红楼梦》的这一映照读来有精神重逢之感,因为曹雪芹看到了崔张爱情的精神实质,所以他才会把宝黛比类为大胆追求爱情的崔张,于此既表达了对《西厢记》的推重,也表达了对崔张爱情的尊敬。
这一点要比《金》以欲与违礼来解读崔张爱情行为的视角要进步许多,也消除了《金》以崔张情事映照潘陈滥情行为的精神隔阂,在爱情行为的精神实质和格调境界上互为映照、互为丰富。
但《红楼梦》让人物使用《西厢》曲文表情达意,以及借其人物作为映照的思路和手法还是明显受到了《金》的启发与影响。
另外,《金》中所表现出的《西厢记》的文学影响,放大到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来看,则表现出了小说对戏曲有意的、主动的学习借鉴姿态。
小说已开始有意地吸取戏曲的营养,不仅是在情节中引用曲文以丰富内容,营构一个真实的社会背景,更在于模仿戏曲的人物刻画和情节模式,以及借曲文剧名以叙事摹人、点题传意,表现出对戏曲的文学性向往与规拟。
《金》是一部非常明显的吸取了大量戏曲材料的小说,这当然反映出当时社会中戏曲流播的盛况,但从文学角度,这些戏曲资料在小说中的使用多具情节结构意义,并非单纯的点缀,而是有考虑的选择和化用。
《金》所表现出的这一对戏曲的有意借鉴态度以及其间所锻炼出的思路、手法,在《红楼梦》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发扬,而这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了《金》学习、借鉴和使用《西厢记》曲文、情节材料的小说史意义。
注 释:
[12] 郭勋:《雍熙乐府》,《历代散曲汇纂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8,第438页。
[13] (明)陶奭龄:《小柴桑喃喃录》,载王利器辑录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,第268页。
[14] 《董西厢》卷四写张生跳墙赴约被莺莺拒绝后要跟红娘权做夫妻:如今待欲去又关了门户,不如咱两个权做妻夫。
[15] (明)李日华:《南西厢记》,张树英校,中华书局,2000,第76页。《六十种曲》本与此同。
[16] (明)槃薖硕人:《<刻西厢定本>凡例》,载蔡毅编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,齐鲁书社,1989,第692页。
[17] (清)毛纶(声山)《第七才子书琵琶记》所录《前贤评语》,载侯百朋编《琵琶记资料汇编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9,第293页。
[18] 傅晓航:《西厢记集解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9,第240页。[19] (清)李岛:《东厢记序》,载蔡毅编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,齐鲁书社,1989,第2227页。明[20] (明)槃薖硕人:《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》,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1963,影印明天启元年刻本。[21] (明)程巨源:《<崔氏春秋>序》,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》,万历八年(1580)毗陵徐士范本。
[22]《西厢记》弘治本为弘治十一年(1498)金台岳家刻本,为今存最早、最完整的《西厢记》刊本,全称为《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奇妙注释西厢记》。
[23] 赤心子编:《绣谷春容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4,第11页。[24] 烟水散人所编:《灯月缘》、《桃花影》,载陈庆浩、王秋桂编《思无邪汇宝》第18册,成易图书有限公司(台北),1997。
[25] 齐裕焜:《<西厢记>与<牡丹亭>比较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。
[26] 蒋星煜:《西厢记考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。
[27] 脂砚斋已看到了《西厢记》与《红楼梦》间的影响关系,后来研究者多对二者间关系予以较大关注,如徐扶明《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》即对二者的联系作了较详细的论述,蒋星煜、李梦生、黄进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就《西厢记》对《红楼梦》的影响进行了各自的论析。
文章作者单位:杭州师范大学
本文获授权发表,原文刊于杜桂萍、陈才训主编《明清文学与文献》第六辑,2017年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。转发请注明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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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金瓶梅词话》所示《西厢记》的价值判定及其原因
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,《金》虽引用、化用了《西厢记》的曲文、情节和人物行为,但对崔张爱情的品格判定却并不认同于《北西厢》和《南西厢》。
明显地,《金》对西门庆、潘金莲等男女滥情描述不时地要以张生和莺莺来比类,《西厢》曲文也大多用于西门庆及其情人身上,把西门庆比类为张生,把西门庆的艳遇对象比类为莺莺,而在第八十二、八十三回中,更是把潘、陈二人的乱伦偷情架设在崔张爱情的发展进程中,进行了情节、语言、环境和人物等多方面的模拟。
《西厢记》的艺术感染力,它能成为千古绝调、南北之冠或北曲压卷之作的原因,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其所表现的崔张爱情,二人大胆追求纯真爱情的行为,肯定是与西门庆等人的滥情、淫乱格调高下迥然不同。
但《金》在借用、化用其曲文、情节时,或以其人物比类小说中人物时,则只关注于崔张是违悖正统礼义的偷情、私会,而不谈其爱情的真挚与格调。
或者说,《金》只是注目其欲的一面,而不顾其情的内涵,并且《金》在以崔张比照西门庆、潘金莲、陈经济的过程中把这欲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。
《金》中频繁的这种比类确实突兀,颇显荒唐,那么《金》为何要如此比类、映衬呢?
当然,《金》的编写者是熟悉《西厢记》的,所以会自然而然地模仿、借用和化用《西厢》曲文和情节,但他以这样的视角来解读崔张爱情是否为其创造,还是另有渊源?
其中原由应与当时民众,尤其是市井阶层对《西厢记》的庸俗化解读和处理密切有关。
自元稹《莺莺传》所述写的崔张爱情出现以后,文人诗词咏叹中普遍视之为风流雅事,是美话。
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一出,即引起巨大反响,有识之士对它推重有加,不但是因为它缘饰藻艳的艺术神韵外,更重要的是由于它所表达出的凿开情窍,刮出情肠(何璧《西厢记序》)的理想化爱情,尤其是它对崔张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的肯定态度,即颂情。
元人散曲中咏及此事,关注的就是二人间的情,如关汉卿的〔新水令〕提及四扇帏屏:一扇儿画着双通叔,和苏氏到豫章城;一扇儿是司马文君;一扇儿是王魁桂英。画的来厮顾盼厮温存,比各青春。这一扇儿比他每情更深,是君瑞莺莺。
在元人杂剧中,崔张爱情被视为情的典范,与双卿苏卿、相如文君同被作为几个引用率很高的典故,活跃在男女青年的口中,用以比类自己的情感,表达自己的心志,激励自己对理想爱情的追寻、坚守。
张生(君瑞)、莺莺已经成为有着丰富意义能量的语词,活跃在曲词中,表情达意,而使用者关注的是他们的情的一面,高扬的是他们为自主、自由的婚姻爱情奋斗而不顾传统规范的大胆热烈,其比类为崔张者未见有如《金》之低俗化者,剧中人物在表情达意时以崔张比类,关注的还是情的一面。
但元末迄明,由于理学的重兴,在许多为救世道人心之人的眼中,《西厢记》对男女爱情的大胆描写、张生和莺莺在追求婚姻自由过程中的叛逆精神和行为,则属于淫荡忤逆。
成书于嘉靖年间的《雍熙乐府》卷一九有题为《西厢十咏》的〔满庭芳〕曲两组,其中一组即有对《西厢记》中莺莺、张生的人品和行为的指责之词:
张生不才,学成锦绣,丧与裙钗,嘲风咏月西厢待,眼去眉来。写封书文学似海,害场病形体如柴,险把声名坏。全不想贤贤易色,弄甚么秀才乖。
莺莺鬼精,麝兰半匀,花月娉婷,结丝萝不用媒和证,眼角传情。听瑶琴宵奔夜行,烧夜香胆战心惊。家不幸,枉着你齐齐整整,弄出个丑名声。[12]
因此,《西厢记》就被斥为导淫纵欲的淫书、邪戏,能启无穷之奸。
其实,理学家们指斥《西厢记》为导淫纵欲之书,并非因为其中有什么淫秽描写,而是因为它以颂扬的立场叙述了崔张爱情行为对于礼义规范的反抗。
于是,他们把崔张爱情视为淫荡,而不论其情的真挚,说张生是见色而迷,说莺莺是听琴而荡,如活跃于万历年间的陶奭龄(1565-1639)即把《西厢记》、《玉簪记》判为淫媟之戏,宜禁绝,以为正人心、厚风俗之一助[13]。
另一方面,为了纠正《西厢》之诲淫,还有许多翻改《西厢记》的作品,于崔张所谓淫亵之处,进行了净化处理,以图抵消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的传播和影响所致的社会道德冲击力,维护社会教化和世风淳正。
这些翻改本的出现是出于对《王西厢》的贬斥,还有一些改编者则是出于对《西厢记》的敬重而对《王西厢》予以改编,但由于当时的环境使然,也对人物及其行为上出现了一些低俗化的发挥,增加了许多低俗的插科打诨,如明万历刻本《南西厢记》的第21出逾垣在莺莺翻脸离开后增有这么一段戏:张生气得要寻死,向红娘借裙带一用,红娘拒绝,生抱红作解衣铺地介,气得红娘骂他禽兽[14]。
陆采改编本《南西厢记》第22出也有这么一段戏。另外,暖红室本李日华《南西厢记》第29出良宵云雨写张生终得与莺莺欢会后,红娘向张生道喜,有这么一段对话:
(贴)张先生,且喜!且喜!你如今病医好了么?
(生)谢红娘姐。我病已去九分了,还有一分未去。
(贴)这一分如何不去?
(生)这一分还在你身上,红娘姐不弃,一发救了小生这一分,何如?
(贴)呸! [15]
在道学家对《西厢记》的淫书评判以及改编者对崔张爱情行为的一些低俗发挥的情况下,市井阶层更是踵事增华,肆意发挥。这突出表现在艺人们的演出中。
在艺人演出中,为了招徕观众,往往不顾人物、主旨的统一完整,不顾人物性格和故事格调,随意夸大《西厢记》中的色情成分,或妄肆增加一些庸俗的描写和无聊的科诨,让人物做出诸多低俗丑态,以博伧夫顽童一笑。
槃薖硕人《<刻西厢定本>凡例》中即指出此点:
梨园家优人不通文义,其登台演习,妄于曲中插入诨语,且诸丑态杂出。如念小生只身独自处,捏为红教生跪见形状。并不想曲中是如何唱来意义,而且恶浊难观。至于佳期之会,作生跪迎态,何等陋恶?[16]
冯梦龙也指出:
传奇中插科打诨,俗眼所乐观,名手所不屑。今之演《西厢》者,添出无数科诨,殊觉伤雅,而实则原本未尝有也。[17]
凌濛初在其刻本《西厢记》第四本第二折〔紫花儿序〕这小贱人做了牵头一语有评注:
弋阳梨园作生先与红乱,丑态不一而足,无怪越人有饶头之癖矣。[18]
这种情况至清未歇,清道光年间的李岛在《东厢记序》中提到:
近时院本写男女私媒之事,十居八九,而《西厢》一书,尤梨园惯熟之剧,其事淫谑亵秽,备极丑态,虽有一二先正起而排之驳之,改作而翻新之,然口众我寡,反唇相讥,牢不可破。[19]
虽然他是站在排斥、反对《西厢记》的立场而谈的,但说梨园演剧对《西厢》的诨语插入,人物丑化,当不会是无稽之谈。
比如槃薖硕人增改的演出本《西厢记》中就增加了一些情节和曲白,其中有不少庸俗低劣之处,情节者如第26出闲游遣闷中让张生应考之后、等待发榜之前由友人李谟陪同作狭邪游,并把诸妓与莺莺比较,既把张生丑化成一个浪子,也把莺莺的品格低化为娼妓;
而在传语会情、斋坛闹会、开筵请赴、妆台窥简、偷情阻兴、琴心挑引、接书志喜、月下佳期诸出中新增的一些对白属于无聊的诨语,如在第21出月下佳期一出莺莺与张生幽会之后,红娘即将送莺莺回房之前,三个人有如此的对话:
(红)只是如今红娘置身无地,尚望小姐共靠所天(天应是夫字之误)。
(生)红娘所言有理有情,小姐以为何如?
(莺)这事都易得处也,且自暂回去。[20]
红娘在崔张幽会后即主动要求莺莺允许张生收她作妾,这是对红娘侠义形象的破坏。
《王西厢》情趣很高,格调很雅,而这些改编本不但破坏了原本所具有的高雅情趣和艺术美感,也对人物形象产生了破坏,不仅丑化了张生,也降低了莺莺和红娘的品格,尤其是红娘,增改者在她身上增加了一些无聊的色情描写。
这种市井阶层对崔张爱情的低俗发挥,反映了其对崔张的品格判定和解读视角。
当然,这种判定和视角并非槃薖硕人或演出艺人所新创、独有,而是自《西厢记》出世后一些卫道者对它歪曲、诋毁,以及一些改编者不断庸俗化的结果。
正是这些合力的作用下,构成了当时对《西厢记》的淫书评定,以及对崔张爱情的淫荡判定。
程巨源于万历八年(1580)所写的《<崔氏春秋>序》中提到:近有嫌其导淫纵欲,而别为《反西厢记》者,虽逃掩鼻,不免呕喉。[21]
在此,他告诉我们当时有关《西厢记》文化价值评判的一个事实,即嫌其导淫纵欲是一种在当时社会占主流的看法,这在弘治本《西厢记》[22]中就有表现,其卷首有〔满庭芳〕曲一支,指斥作者不明理性,专弄风骚,既没有朱文公肚肠,又没有程夫子行藏。忒狂荡,用心一场,上不的庙和堂(《雍》卷19亦载录此曲)。
显然,站在理学文化的价值标准一边,《西厢记》只能被目为一部导淫纵欲之作,崔、张二人冲击传统规范的爱情也只能是淫荡行为。
那些理学家们把情贬为欲,而市井视角对《西厢记》的接受与解读也与此评判相适应。
程巨源于万历八年所说的近有嫌其导淫纵欲的现象,正是《金》产生的时期,这说明在此之前,《西厢记》普遍被认为是淫曲。
市井阶层在这种评判环境中把崔张爱情解读成纵欲,并很低俗地看待崔张的爱情反抗性和批判性。
明清时一些流播于市井的通俗小说叙述中就以《西厢记》为淫书,并视其为诱情宣淫的工具,如下数例:
《吴生寻芳雅集》(刊刻于明万历年间的话本小说集《国色天香》、《绣谷春容》中皆收录此篇)中言吴廷璋入娇凤闺房,见几上有《烈女传》一帙。生因指曰:此书不若《西厢》可人。凤曰:《西厢》,邪曲耳。[23]
明末清初人烟水散人编次的《灯月缘》(又名《春灯闹》)第四回《乐极悲生二凶酿一宵奇祸》中叙述道:
真生从容问道:闻得大娘素性好书,亦尝读《西厢传》而识崔、张之事乎?兰娘道:淫词艳曲,妾所厌观,而况崔莺失身苟合,尤非女子所宜诵读。
烟水散人编次的《桃花影》记明成化间魏玉卿淫乱的一生,第一回《小书生凿壁窥云雨》道:
玉卿心心念念,只要娶个美丽妻房。虽有做媒的日逐到门,只是不肯轻允。每当独坐无聊,便把那《会真记》、《杨玉奴外史》、《武则天如意君传》,细细咀嚼。[24]
可见,在市井阶层,普遍地把《西厢记》看成是男女幽期密约的故事,甚至视为淫书。而这种判定和视角也反映在《金》中对崔张爱情的品评上。
我们知道,《金》是在《西厢记》广泛流行并为民众热爱、熟知和利用的社会风尚中吸纳并取法于它的。
所以它才会很不协调地反复地化用《西厢记》崔张的行为和情节,来对西门庆等人的滥情比照、映衬、点染,才会把西门庆等男女欲的表达架设对崔张二人情的联想中,如写西门庆初遇潘金莲,化用了张生惊艳莺莺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一句;
写西门庆与李瓶儿偷期,说是隔墙酬和,好似君瑞遇莺莺;形容王六儿是偷期崔氏女;写潘金莲与陈经济月下偷约,借待月西厢下一诗加以点染。
通过上文所析,这一做法与当时主流价值观对《西厢记》淫书判定,以及市井阶层对崔张爱情的普遍解读的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正是由于对《西厢记》如此的品格判定、不断低俗化的编演,奠定了市井阶层对《西厢记》的接受和解读视角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《金》才会把西门庆、潘金莲等人的密约偷期行为与张生、莺莺的大胆反叛行为联系起来,进行了比照模拟和低俗发挥。
当然,在我们看来,小说中的这些比类描述有些不妥,不但人物精神、性格迥异,而且其情感的境界格调也有天壤之别,但若考虑到当时市井阶层和文士阶层的一部分人对《西厢记》杂剧的接受视角,就会理解这种比类描述的。
绾结言之,《金》在叙述话语、情节设置诸多方面都受到了《西厢记》的显著影响(并不一定为直接),由此丰富了小说的语言表达,拓展了小说的意义含量。但在对崔张爱情的品格判定上则受到了当时市井文化的影响。
由此,小说把西门庆等人的行为架设在对崔张爱情的联想上,把潘陈的私情和幽会架设在崔张爱情的比类上,反复用崔张故事来比类潘陈的情感和行为,并不断地用崔张的行为、语言来提醒读者对小说中这一模拟的注意。
从我们对崔张爱情的价值品评和品格认定上,很难接受这种比类、映衬。但是,如果我们看到《金》当时对《西厢记》的接受、解读视角,就会理解这一在为人情趣、情感格调上都有天壤之别的比类、映照了。
四、《金瓶梅词话》所示《西厢记》文学影响的小说史意义
《金》中所表现出的对《西厢记》模仿、使用的思路与手法,对明清小说与戏曲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创始、启发意义。
对于《西厢记》来说,《金》中所表现出的文学影响痕迹,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它在明代的传演情况,更让我们看到了在文学继承上它对于小说的影响。
《西厢记》自出现后,一直表现出旺盛的传播热度,明代刊刻、改编、演出、评点者甚夥,我们也能在许多小说、戏曲中看到它的影子。
戏曲方面,元代白朴《东墙记》、郑光祖《<亻刍>梅香》以及明末清初众多的才子佳人戏在关目设置上对它多有承袭,而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在艺术精神上对《西厢记》则有着更为深切的领会和继承,齐裕焜《<西厢记>与<牡丹亭>比较》[25]、蒋星煜《<西厢记>对<临川四梦>的影响》[26],皆对此予以论析。
明清小说方面,《西厢记》也经常出现于其情节叙述中,如上文所述《吴生寻芳雅集》,由此可以看出它在民众中的传播情况,而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我们更能看到其在人物设置、情节模式、主题思想方面所受《西厢记》深刻影响的痕迹,甚至已渐成套路。
但在明清小说中,受《西厢记》影响之深广者当首推《红楼梦》,对此前辈时贤多有发见,他们从人物、思想、语言、情节等角度,就《西厢记》对《红楼梦》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评析[27]。
在此之前,虽然《水浒传》也表现出对《西厢记》的模仿痕迹,如第四十五回写众僧做道场时看见潘巧云时的狂态描述,就袭自《西厢记》杂剧第一本第四折众僧做道场看到莺莺时的发科。
但是,大规模、多方面地使用、模仿《西厢记》者,仍以《金》为显著,而且有些手法和思路还属先导首倡。
我们看到,《金》中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料,就中挖掘戏曲资料是二十世纪发现此书价值的关注点之一,但在《金》所引用戏曲中最明显、最频繁者当属《西厢记》,不但其人物反复使用《西厢》话语表情达意,小说叙述者也频繁引入其曲文以寓意点题,还在人物描述中借《西厢》人物以比类映照,并在情节设置上予以借鉴模仿。
这些都反映出《金》在成书过程中存在着对《西厢记》的有意学习和模仿,而且是多方面的。
这在《西厢记》对古代小说的文学影响史上具有开创意义,因为之前从未有哪一部小说表现出对《西厢记》如此的模仿热情和使用思路,后来《红楼梦》等小说使用《西厢记》的一些思路、手法应是受到了《金》的启发与影响,比如《金》所表现出的对《西厢》曲文的寓意性引入、对《西厢》人物的比类性映照手法就对后来小说创作有着明显的启发意义。
在《金》之前,小说叙述中虽多有戏曲的引入,但基本是一种场面的点缀,无特殊寓意,也不具有情节结构意义,如与《金》有情节关联性的《水浒传》第五十一回提到了笑乐院本的演出,即是如此。
对曲文剧名进行情节意义的使用,《金》是首创者,也是积极的实践者,它不但在小说人物间以此表情传意,也在结构上和情节上使用曲文剧名向读者暗示,让读者在对戏曲的理解中体味编写者的良苦用心。
也就是说,编写者对于戏曲材料的引入借用并非简单的点缀,而是有寓意的,即借曲文剧名的含义或引申义来表达自己的意图,此时它们已融入了小说的情节中,有着丰富的故事背景和表意能量,有着一定的情节意义或结构意义。
对于小说的编写者来说,这种引入的曲文和剧名已成为一种有效的表意工具。
《金》开辟的这一曲文寓意性引入的用法,在《红楼梦》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。受到《金》影响的《红楼梦》也喜欢借剧名、曲文作为小说人物间表情达意的手段,如第二十三、二十六两回宝、黛间以《西厢》曲文表达自己的情思意绪;
也喜欢借剧名曲文暗示、点染小说情节的发展,向读者揭示题旨,如第二十九回贾母等人在清虚观打醮,神前拈了戏,有《白蛇记》、《满床笏》、《南柯记》三本,小说以此暗示贾府由兴起至极盛而终于衰落的过程。
尤其是第二十三回在宝黛生活中引入了《西厢记》一书,更显出了《金》化用《西厢》人物、情节以进行比类性映照的思路。我们看到,《西厢记》在《红楼梦》情节中初次呈现的面目是宝玉读到的其落红成阵这一曲文,而宝、黛二人此时也正面对着桃树上的落花(宝玉正看到落红成阵,只见一阵风过,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,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)。
在小说的情节叙述中,宝、黛二人和崔、张二人都同时面对着落红成阵的景象,这一安排当不会是曹雪芹的无意为之。
在《西厢记》中,落红成阵出现的时候(第二本第一折),莺莺正由于屡遇张生、无缘达意而处于神魂荡漾,情思不快的情绪之中,她开始怨母亲、烦红娘,她的这一情思又恰因落红成阵而被惹起,残春景象也很好地浓化了莺莺的这一情思,正所谓恹恹瘦损,早是伤神,那值残春。
而在这之前的第一本四折戏中,全是张生因为一见莺莺而相思难耐在不停地折腾着,这第二本才让莺莺正面尽情诉说内心的情思。
此时,《西厢记》中崔、张二人都在为传情达意而焦虑着,同时也预示着二人情感发展将有一个新的阶段。
而当《西厢记》以落红成阵之句登场《红楼梦》时,三月中旬的黛玉正在以葬花的姿态出场。
葬花是黛玉对待落花的经典行为,其中包含着她的苦闷、伤感情绪。这种情绪有其身世、处境的缘由,而最主要的则是她对与宝玉爱情琢磨不定的迷惘、前景难料的苦闷。
尤其令黛玉经常气闷的是,宝钗、湘云的到来扯动了宝玉的许多目光和心意,她自己也感觉到宝玉因此而冲淡了对她的情意,这让她意识到宝玉对于自己的感情还是阴晴莫辨、难以预料。而这些气闷又无人倾诉、无处遣发。
莺莺的情思不快,黛玉的气闷,有着相近的情境和心境。
曹雪芹让《西厢记》在黛玉世界中出现,就把莺莺和黛玉二人的情思和心境勾连起来,同时,也把《西厢记》中崔、张二人的情感历程纳入到了宝、黛情感发展的历程中,借崔张爱情映照宝黛爱情,把宝黛爱情的发展架设在崔张爱情的发展历程中。
这一借崔张爱情以映照宝黛爱情的思路,与《金》中第八十二、八十三回以崔张爱情行为映照潘陈偷情行为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。
当然,《红楼梦》的这一映照在人物刻画、艺术精神和主题表达上都要比《金》为精到高超。它是把宝、黛爱情与崔、张爱情融为一体,让宝、黛在崔、张爱情中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参照。
从黛玉的情感依附、宝玉的情感表白,可见二人对崔张爱情有了情感上的共鸣,他们看到的是《西厢记》,想到的是自己的心事、处境,流露出的是他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苦闷。
因此,宝玉不断地使用《西厢》曲文试探黛玉的心迹,而黛玉也不断借用《西厢》曲文来表达自己的自叹自怜,倾诉自己的春困幽情。
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《西厢记》中崔、张二人的爱情契合了宝、黛心中对爱情的向往,又因为二人共同阅读过此书,他们就有了以之表诉情感的冲动和基础。
可以说,《西厢记》在《红楼梦》情节中的登场点染了宝、黛爱情的发展,相应地也催动了故事情节的前进。小说在宝、黛二人的爱情历程中显露出崔、张爱情的波折,同时也从崔、张二人的情感挫折中映照出宝、黛爱情进展的艰难。
在这一情节设置中,《西厢记》崔、张二人的情感发展为宝、黛的情感发展提供了一个经典爱情故事的映照,使宝、黛爱情的表现更富张力,更为饱满。《红楼梦》的这一映照读来有精神重逢之感,因为曹雪芹看到了崔张爱情的精神实质,所以他才会把宝黛比类为大胆追求爱情的崔张,于此既表达了对《西厢记》的推重,也表达了对崔张爱情的尊敬。
这一点要比《金》以欲与违礼来解读崔张爱情行为的视角要进步许多,也消除了《金》以崔张情事映照潘陈滥情行为的精神隔阂,在爱情行为的精神实质和格调境界上互为映照、互为丰富。
但《红楼梦》让人物使用《西厢》曲文表情达意,以及借其人物作为映照的思路和手法还是明显受到了《金》的启发与影响。
另外,《金》中所表现出的《西厢记》的文学影响,放大到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来看,则表现出了小说对戏曲有意的、主动的学习借鉴姿态。
小说已开始有意地吸取戏曲的营养,不仅是在情节中引用曲文以丰富内容,营构一个真实的社会背景,更在于模仿戏曲的人物刻画和情节模式,以及借曲文剧名以叙事摹人、点题传意,表现出对戏曲的文学性向往与规拟。
《金》是一部非常明显的吸取了大量戏曲材料的小说,这当然反映出当时社会中戏曲流播的盛况,但从文学角度,这些戏曲资料在小说中的使用多具情节结构意义,并非单纯的点缀,而是有考虑的选择和化用。
《金》所表现出的这一对戏曲的有意借鉴态度以及其间所锻炼出的思路、手法,在《红楼梦》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发扬,而这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了《金》学习、借鉴和使用《西厢记》曲文、情节材料的小说史意义。
注 释:
[12] 郭勋:《雍熙乐府》,《历代散曲汇纂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98,第438页。
[13] (明)陶奭龄:《小柴桑喃喃录》,载王利器辑录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,第268页。
[14] 《董西厢》卷四写张生跳墙赴约被莺莺拒绝后要跟红娘权做夫妻:如今待欲去又关了门户,不如咱两个权做妻夫。
[15] (明)李日华:《南西厢记》,张树英校,中华书局,2000,第76页。《六十种曲》本与此同。
[16] (明)槃薖硕人:《<刻西厢定本>凡例》,载蔡毅编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,齐鲁书社,1989,第692页。
[17] (清)毛纶(声山)《第七才子书琵琶记》所录《前贤评语》,载侯百朋编《琵琶记资料汇编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9,第293页。
[18] 傅晓航:《西厢记集解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9,第240页。[19] (清)李岛:《东厢记序》,载蔡毅编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,齐鲁书社,1989,第2227页。明[20] (明)槃薖硕人:《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》,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1963,影印明天启元年刻本。[21] (明)程巨源:《<崔氏春秋>序》,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》,万历八年(1580)毗陵徐士范本。
[22]《西厢记》弘治本为弘治十一年(1498)金台岳家刻本,为今存最早、最完整的《西厢记》刊本,全称为《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奇妙注释西厢记》。
[23] 赤心子编:《绣谷春容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4,第11页。[24] 烟水散人所编:《灯月缘》、《桃花影》,载陈庆浩、王秋桂编《思无邪汇宝》第18册,成易图书有限公司(台北),1997。
[25] 齐裕焜:《<西厢记>与<牡丹亭>比较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。
[26] 蒋星煜:《西厢记考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。
[27] 脂砚斋已看到了《西厢记》与《红楼梦》间的影响关系,后来研究者多对二者间关系予以较大关注,如徐扶明《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》即对二者的联系作了较详细的论述,蒋星煜、李梦生、黄进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就《西厢记》对《红楼梦》的影响进行了各自的论析。
文章作者单位:杭州师范大学
本文获授权发表,原文刊于杜桂萍、陈才训主编《明清文学与文献》第六辑,2017年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。转发请注明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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